當地時間2016年7月16日，土耳其安卡拉，部分政變士兵試圖沖擊總統府失敗后遭逮捕。 東方IC 圖土耳其是“后發現代化”國家中較成功的范例。 土耳其的民主化經驗提供了考察政治體制轉型與社會穩定之關系這一問題的歷史個案。二戰后，土耳其迅速地從威權主義政體過渡到多黨民主制，政治民主化的實行擴大了政治參與，但也使土耳其社會形成了碎片化的政治集團，各政黨為了自身利益而置民族、國家利益于不顧，社會隨之陷入分裂與沖突的泥淖，政治穩定不復存在。在此情況下，軍方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并以危機管理者的身份多次干預了文官政治的發展進程。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軍隊走上了土耳其國家政治舞臺，至1980年9月，軍隊先后三次干政。
戰后土耳其三次軍人干政
先介紹一下土耳其這三次軍人干政的概況。
第一次 1950年5月，民主黨通過大選上臺執政。1950年5月-1960年5月一直擔任總理兼民主黨魁的曼德列斯，對內實行獨裁統治：他打擊在野黨和一切不同政見者，不準報紙，電臺批評政府，不準工人罷工，禁止群眾集會和示威游行，違者予以監禁或罰款等處理。在這一時期，曼德列斯還利用居民的宗教感情，反對凱末爾的世俗主義，軍隊的地位也受到嚴重挑戰。1960年初，陸軍司令古爾塞勒至函國防部長提出總統必須辭職，內閣必須改組等要求，但曼德列斯置之不理。1960年5月27日，軍隊動武，逮捕了總統、總理等民主黨議員，解散議會，成立了以古爾塞勒將軍為主席的全國團結委員會（National Unity Committee），接管政府?！败婈牭慕庸茉诎部ɡ鸵了固共紶栆鹆斯姷臉O大興奮和贊譽?！?古爾塞勒出任國家元首兼軍政府總理至1961年11月“還政于民”。
第二次 土耳其各政黨代表不同階層的利益，他們之間相互爭權奪利。到1970年，學生罷課、工人罷工、搶劫銀行、綁架企業家和美國軍事人員的事件相繼發生；同年3月，在東部地區發生強烈地震，政府救濟不力，引起社會不安；8月，貨幣貶值，物價繼續上漲，人民怨聲載道。特別是執政黨正義黨內部發生分裂，政府難以施政。鑒于局勢嚴重，1971年3月12日，軍隊總參謀長和陸?？杖娝玖盥摵现潞偨y和參、眾兩院議長，要求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受人們信任的超黨派政府，并按阿塔圖克的原則，進行改革。否則，軍隊將按保衛和保護共和國的法律規定，接管文官政府。懾于軍隊的壓力，德米雷爾總理的正義黨政府在召開內閣會議后即宣布辭職。
第三次 上世紀70年代中期后，土耳其出現了兩大對立政黨共和人民黨與正義黨輪流執政的局面。他們相互傾軋、互相拆臺，使政局日益動蕩。暗殺活動使上至前總理和政黨議員下至新聞記者和普通群眾喪生?！霸?978年至1979年共和人民黨執政的十二個月內，暴力活動劇增，有2400多人被殺害?！?土報驚呼土耳其已陷入內戰的邊緣。由于政局動蕩和沒有一個穩定而強有力的政府，加之70年代中期美歐國家發生經濟危機對土耳其的沖擊，土經濟也嚴重惡化。面臨上述險惡的政治、經濟局勢，干政前軍隊總參謀長埃夫倫將軍一再發出警告，要求政治家們盡快攜起手來，消滅無政府主義、恐怖活動和分裂主義，但政治家們對人民的實際利益視而不見。1980年9月12日，土耳其軍隊開進首都，占領電臺和政府要害部門，并通令解散議會，禁止一切政黨活動并對四大政黨領袖實施保護性的拘留；同時組成以埃夫倫總參謀長為主席，由陸、海、空、憲兵四大軍種司令參加的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直接接管文官政府，并實施軍法統治達3年之久（1980年9月-1983年11月）。
三次軍人干政的特點
土耳其的這三次軍人干政與其他國家的軍人干政有很大的不同?！?960、1971和1980年土耳其的軍方干預與大多數20世紀的軍人政變根本不同，在那里取得權力的軍隊的強者們可以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掌權?！?有學者概括為：1、土耳其軍隊接管文官政權前，總是事先說出警告，提出要求，當警告和要求無效時，才接管政府（如1960年和1980年的兩次軍事接管）；如文官政權接受警告和要求，主動辭職，則軍隊不進行接管（如1971年“備忘錄”式的政變）；2、土耳其軍隊接管政權后，一俟政局穩定，即“還政于民”，而不建立長期的軍人政權。 這一認識是很有見地的，而且進一步分析，我們看到，干政的過程是不流血的。如果把三次軍人干政的這些特點與軍方在干政后實施的措施聯系起來，我們就不難發現這三次干政是一個穩定政治秩序、逐步深入推進民主化的過程。
第一次軍人干政后，權力集中在了以古爾塞勒將軍為首的38位軍官身上，全國團結委員會（NUC）就是由這38個人組成的。這38個人都是什么樣的人呢？“五人是將軍，六人是尉官，其余都是校官；二十二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生的。這些人大多是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凱末爾主義鼎盛時期受的教育，他們在各種公開會見中，都宣稱參加革命為的是使阿塔圖克的改革重新回道軌道上來。政變時期，他們大多占據了要職……” “他們是新形勢下的‘青年土耳其黨人’，控制著一個臨時政府和由技術專家組成的非政治性內閣?！?但是，全國團結委員會（NUC）中的這38個人在所有問題上并非意見一致，而且，這一事實越來越明顯了。最后，以突爾凱什上校為佼佼者的最年輕的14名軍官于1960年11月被清洗出委員會。
在這些軍官中，早期有實權的人物是突爾凱什上校，他是總統顧問，“是全國團結委員會中的激進代表，他想對政治體制有一個根本性的變革，并且對政黨毫不信任”。 奧扎格也是這14名軍官中頗有影響的一位，同時也是突爾凱什上校的親密伙伴，他解釋說：“這次干政是為了阻止內戰。土耳其軍隊是民族的（national）軍隊而不是帝國的(imperial)軍隊……軍隊屬于民族而不會支持或反對任何一個政黨，但是，軍隊服務于人民和憲法，并且服從民族利益……” 奧扎格認為，其他軍官和他們的沖突在于在把政權交給文官政府前“全國團結委員會”是否應長期掌權。這14位軍官堅持認為，應該建立強有力的權威統治，就象原來凱末爾時代的統治那樣，以此來保證社會公正，大眾教育和經濟發展，而這一些又是文官政府所做不到的，因為他們局限于黨派私利。盡管這14位年輕軍官在很大程度上與高級軍官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他們主張建立長期的軍事管制，而且積極介入政治事務，力主實行激進政策，因此，他們在1960年11月被清洗出委員會。從這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出，軍方干政的目的不在于奪取政權，建立威權統治。這也是這次干政的民主性所在。
土耳其軍方干政后實施了以修憲為主要內容的改革，這顯示了軍方干政對于促進民主化進程的作用。1960年干涉的結果是，土耳其建立了比它歷史上的任何其他政體更加自由的政體，一個明顯的證明就是1961年的土耳其憲法。新憲法“不僅使政府重新制度化，而且還擴大了基本權利和自由的范圍”。 一方面，新憲法規定了有效的監察與平衡制度，來限制被選出的議會的權力。這些監察包括由法庭檢查法律是否合乎憲法；還加強了政府會議的權力，它可以與檢查法律的法庭一樣在執行委員會的法案之上運行；給司法以有效的獨立權；建立了第二個立法院（共和國參議院）；給一些公共機構，如大學和廣播電視公司以實實在在的自主權。 另一方面，憲法擴大了公民自由并給予廣泛的社會權利，它“保證了人民民主、自由、言論、結社的權利……更重要的是，1961年憲法確立了多黨制的原則，明確規定，‘不論是執政的或在野的政黨，都是國家民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實體’?！?有學者評價說：“新憲法在土耳其政治生活和憲政法規方面引入了新的改革。它的主要目標是最終解決讓土耳其在自由方面更加發展的問題，而且還相應地意識到了這樣一個觀念，即創建一個國家就要使其更文明、繁榮和民主?！?/p>
1961年憲法是由全國團結委員會和主要由前共和人民黨的官員控制的新推舉的代表大會以及一些知識分子準備的，也反映了這些團體基本的政治價值和利益。 而國家團結委員會即1960年中級軍官發動政變后一掌權就成立的“革命委員會” ，因此，1961新憲法包含的政治民主化的傾向體現的是軍方的政治要求。
1971年政變關注的重點是“法律和秩序，致力于加強政治統治”。 這次干政主要是針對文官政府無力制止全國的暴力沖突。這次干政主要的結果是，議會對憲法做了重要的修改?！斑^于自由的憲法條款給了極端分子在憲法的允許下瓦解憲法的便利。這些條款已被修改。根據《歐洲人權公約》第17款制定的新條款被用于對濫用權力和濫用自由的監督。對《刑法》和《組織團體法》的修改將填補另一個有利于極端分子的漏洞。對《政黨法》和《選舉法》的修改將防止對政黨機器的濫用?！?這些對于憲法的修改是在面對國家穩定受到暴力活動嚴重威脅的背景下做出的，是對國家法制建設的進一步完善；是對民主政治的切實維護，而且對《政黨法》和《選舉法》的修改也是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步驟，這些便是第二次干政的主要成果。
1980年9月12日軍隊的第三次干涉同樣也是在面臨險惡的政治、經濟局勢的情況下發生的?？倕⒅\長埃夫倫在1978年就警告說：“如果暴力活動發展到不能控制的程度，為了挽救祖國的統一和政權，無可置疑，我們將完成武裝部隊交給我們的任務?！?有學者把這次干涉的概括為：“穩定政局的非常措施”、“制止社會動亂的有力手段”、“防止經濟進一步惡化的有效辦法”、“重建國家權威”的嘗試。 相對于前兩次干政而言，第三次干政的影響更為深遠：“恐怖主義的殘余勢力被趕入地下，無數的恐怖活動被肅清并帶來公正。在重返凱末爾主義的旗幟下，……在1983年11月6日再次舉行自由大選之前，影響深遠的社會改革開始實施?！?/p>
軍政權吸取了1960和1971年兩次軍管的教訓，暫時取締了一切政黨和派別，剝奪各政黨領導人和其他一些政治家“以書面或口頭形式發表政見”的權力。同時規定，軍人執政前從事政黨活動的人無權參加制憲會議和將來的的議會大選，不能在未來的政府中任職。
埃夫倫號召要“橫掃過去的一切政治渣滓，”清除建立新的民主制度的障礙。政變領導者們認為，現在的問題遠比以前復雜。他們認為應重新審查和定義整個民主的概念。在1983年大選移交權力之前，埃夫倫將軍和其合作者們就開始著手擬定一個能確保土耳其未來民主的體制。被懷疑的恐怖分子和1980年活躍的政黨領袖，兩個激進工會組織都被送上了法庭。1981年由軍隊司令選出的咨詢會議擬定了新的法令。咨詢會議產生的最重要的結果是1982年11月7日公民復決投票通過的憲法1983年4月24日的《政黨法》，1983年5月7日的《工會法》以及1983年6月13日的《選舉法》。
1982年憲法采取了總統制政體。土耳其總統成為許多問題的最終裁定者，他還擁有廣泛的行政權和其他權力：任命總理和主要官員，主持內閣會議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后者的權力亦有新擴大）；如果議會通過對總理的不信任案，他可以重新召集新的選舉；另外，他還有權任命司法部門、高等教育委員會和其他一些政府部門的官員。新憲法中還建立了保證制以防止舊政黨和極端化的政治團體參與政治，禁止其領導人和活動家五至十年內不能卷入政治。
政府機構清除了數以千計的極端分子。一些被革職，一些被派到影響小的崗位上（如他們被從廣播電視等職位上調走了）。新政黨的建立必須經過合法的批準而且其領導人也必須經過合法的確認。這樣做的一個明顯的目標是防止分裂和極端主義。
很明顯，這次干政的直接目的是，通過平衡的政治體制保持永久穩定，政治機器的平衡運轉可以使土耳其在法制和秩序的基礎上的更加趨于穩定。而最重要的是賦予了總統極大的權力。理論上，實行總統制真正的效果是其在實踐中的有效性，尤其是在面對土耳其的復雜的政治、社會條件的情況下。而這一嘗試將決定土耳其民主的未來和特性。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土耳其軍方干政的一些顯著特點，借用一位學者的話來說，“土耳其武裝力量在組成、精神和傾向方面與世界上其他的武裝力量不同。傳統地講，土耳其軍官曾經是為民主而戰的領袖。大多數的‘青年土耳其’是軍官和土耳其共和國的締造者……阿塔圖克的精神，即進步和現代化，被灌輸到所有的土耳其軍官中，而且他們也自認為是阿塔圖克的共和國與改革的受托人?！?/p>
土耳其軍方干政的主要原因
對于土耳其軍人的這三次干政，可以找出很多原因，但筆者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多黨競爭的民主政治的失敗。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 ，土耳其軍隊主要是一支超黨派的力量，也就是說，它并不把自身定義為社會上的一個利益集團，也并不認同于任何一個黨派所代表的利益群體，它主要著眼于國家統一、政治秩序、社會穩定和民主化的發展等大問題。 卡爾帕特指出：“土耳其軍官們繼承了久遠的奧斯曼帝國的傳統，即認同自己是擁有軍事實力的政府權威……軍方開始并且一直自視為一支現代化的政治力量，并且實際上是土耳其社會的一個獨立的階級，而不是這個或那個階級的工具?！?/p>
土耳其共和國是在凱末爾和伊諾努等一批職業軍人領導下，通過武裝斗爭建立起來的。凱末爾在稱贊其軍隊時曾說過：“我們的軍隊是土耳其的團結、土耳其的能力和土耳其的愛國主義的象征”。在冷戰初期，美國趁機對土耳其進行軍事擴張。土耳其接受了“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并與美國簽訂了“軍事互助條約”。1952年，土耳其又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因此，土耳其軍隊的武器裝備均來自美國等西方國家。其中高級軍官都去美國受過訓練或深造，受西方價值觀念和美國的生活方式影響較深，被視為“軍隊的精英分子”。
對這三次干預，軍方也自視為愛國主義行動。在1960年的全國團結委員會安卡拉公告中軍方是這樣表述他們的觀點的：“由于我們的民主政體已經陷入危機，由于近來的不幸事件，為防止兄弟間的相互殘殺，土耳其武裝力量接管了我國政府?！?“這一行動不是針對任何個人或階級的?！?“由偉大的阿塔圖克創立的在國內和全世界堅持和平的原則是我們的旗幟?！?而烏依格爾少校在他的文章《5月27日的意義》中說，“對職務的熱愛與愛國主義：沖破這個非法殘暴政府10年罪惡統治的時刻最后到來了。沖破這一統治的力量在哪里？它就在于只是以青年的化身出現的組織――軍隊――之中?！薄半y道這不是軍隊天賦的、合法的職責嗎？……全體國民含著淚對軍隊說：‘盡到你們的職責吧！" 1980年的軍事接管后，埃夫倫將軍在演說中講道：“武裝部隊不得不接管我國的政府，以使土耳其民族獲得理應有的繁榮和幸福，給正在被侵蝕的阿塔圖克的原則以新的力量和動力，保障祖國和民族的團結，在更堅實的基礎上恢復自身失控的民主政體，恢復在逐漸消失的國家權威?！?軍方把他們的行動看作是拯救民族于危難之中的愛國行動。用一位西方學者的話來說，“他們的政治影響對政府而言是廣泛的。這一影響部分地來自他們對于合法武裝力量的壟斷和軍方的特殊歷史，部分地來自于他們在創建共和國中的中心地位?！?“在精英主義的傳統中,他們自視為民族利益的真正捍衛者……他們還認為自己是國家統一的捍衛者?！?/p>
越來越多的土耳其知識界人士（如：奧茲庫克、塞馬爾和斯爾蒙等記者）確信“軍方不是被權力所驅使的”，他們認為是“政治家們而不是軍官們應該對土耳其民主（現在）依然面對的難題負責”。
戰后初期，土耳其即實行多黨制。這一步驟可以說是一種嘗試，一種探索，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自然碰到了許多未曾出現過的問題和麻煩。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紛紛成立的各政黨代表不同階層的利益，他們之間相互爭權奪利，置國家利益于不顧，對于出現的沖突和混亂無法治理。這樣，“政府權威最終受到削弱。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執行機構來實施法律和秩序，政治不穩定，暴力和恐怖活動就隨之增加?！?/p>
而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土耳其需要的政府是，它能承認各個社會集團、把它們分享經濟和政治權力的要求作為合法的要求予以接受，并相應地建立起憲法制度?；救蝿帐窃诂F存的社會集團中根據它們在社會上的力量建立新的平衡，是政權與社會結構和諧協調?！?把精力放在一黨私利上的政黨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而政黨在這時的表現也導致了軍方對他們的不信任。這是國家精英（state elite）對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e） 的不信任?！皣揖⒖偸前缪莞母镉绕涫鞘浪字髁x保衛者的角色?！?今天的軍官們依然把重點放在“整個國家而非個別集團的需要上”。 “政治家被看作是野心勃勃的投機者，熱衷于個人地位或財富或兩者兼而有之?！?為了一黨私利而爭吵，忽視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利益是他們的特點。
麥廷?赫培爾（Metin Heper）認為，土耳其缺乏市民社會的傳統。在奧斯曼帝國時期，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集于一個中心，官僚是社會的上層，掌握了權力就成了決策者，就有了特權與財富。在這樣的情況下，中產階級的出現受到了限制。帝國的貴族寧可成為收稅官，也不愿意當農場主。他們可以從政府那里得到特權，不關心政府運作是否有效率。而高層的中心對于邊緣階層也采取一種傲慢的態度。邊緣階層追求的是與高層中心建立縱向的聯系，而不去考慮同一階層的橫向配合。他們覺得，從中心獲得特權比聯合同一階層對抗中心更重要。于是，奧斯曼帝國時期，處于邊緣的各階層不能建立起獨立于中心的地位，沒有發展出不同于中心的價值或文化，他們是分裂的。虛弱的邊緣沒有合法性，不可能成為自由政治的推動力量。于是，中心的某些因素成了改革的推動者。而且，奧斯曼的改革是為了國家統一的現實需要。在共和國時代，同樣地，改革的原動力也不是來自市民社會，而是來自于上層的精英分子。
這樣的傳統對現代土耳其而言，很難形成西方那樣的市民社會。而實行多黨制以來，習慣了中央垂直統治的土耳其人短期內又很難在各個不同職業、不同階層的集團間進行合作，只會為了自己的利益互相爭吵。作為傳統的國家精英的代表――軍方受愛國主義熱情的號召，只能在關鍵的時刻出來挽救難以收拾的局面。這是土耳其軍人干政的深刻原因之所在。筆者認為，土耳其三次軍人干政是通過威權主義的手段診療政治體制巨大變化帶來的不適應癥的一個表現。
軍方在當代土耳其政治中作用的變化
到90年代，土耳其已基本上完成了向民主化的過渡。如果說冷戰期間影響土耳其政治穩定的是極左與極右意識形態的斗爭，那么冷戰之后，左與右的爭論逐漸淡化，伊斯蘭勢力與世俗力量之間的沖突成為新時期的主要矛盾。在這種情況下，軍方干預政治的方式和原因也有所改變。1996年宗教色彩濃厚的繁榮黨上臺，1997年由于擔心繁榮黨改變土耳其世俗主義政治的發展方向，軍方以一紙備忘錄迫使繁榮黨下臺，這次干政被成為“后現代式干政”。
軍隊本來就是土耳其世俗主義的最強大堡壘。在伊諾努領導的共和人民黨時期，就逐漸重視人民群眾中的宗教需要，在學校中恢復宗教教育。 隨著形勢的發展，軍方對僵化的世俗主義政策的態度亦有所改變，開始重視宗教教育的作用，并堅持以世俗主義的原則推行宗教教育，堅持將世俗的突厥傳統與宗教的伊斯蘭傳統相結合，承認伊斯蘭教也是土耳其民族重要的文化傳統，這就改變了凱末爾時代的官方意識形態。 盡管如此，軍方從來沒有放松對伊斯蘭教政黨的警惕。
在2007年的總統選舉中，候選人居爾出身于伊斯蘭主義的正義與發展黨（AKP），土耳其的世俗主義者在當年4、5月舉行大游行，反對居爾深厚的伊斯蘭背景。 在選舉中，軍方亦曾施展其壓力。4月12日，總參謀長卜余卡納特就警告說，軍方希望看到的總統是完全忠于世俗主義的，是忠于國家的原則的，“不是口頭上的而是本質上的效忠（s?zde de?il, ?ze bak?n）?！?據認為，軍方的這一表態對“正義與發展黨”產生了很大影響。4月27日深夜，軍方又在其網站上發表了一份聲明，在這份被稱為“備忘錄”（muht?ra）的宣言中，軍方宣稱：“在總統選舉中出現的問題是集中在對世俗主義的辯論上。土耳其武裝力量關注著最近的事態發展。不應忘記的是，土耳其武裝力量是那些辯論的一部分，也是世俗主義的堅定捍衛者。而且，土耳其武裝力量堅決反對那些辯論和否定性的評價，它將在任何必要的時候以公開和明白的方式展示其態度與行動?！?這一備忘錄在土耳其各界又引起了軒然大波，當時人們猜測軍方可能會出面干預。據說這也是當時憲法法院判決議會第一輪投票無效的重要原因，被人戲稱為“網絡干政”。
不過，軍方最終并沒有干預，居爾在第二次選舉中最終順利當選為土耳其第十一任總統。正義與發展黨在這個過程中并沒有屈從軍方的壓力，原因是它自始至終宣稱將繼續堅持土耳其的世俗主義方向，堅持加入歐盟的國家政策，繼續推進土耳其的經濟發展。這表明，在今天，土耳其的世俗民主政治已經發展到一個較成熟的階段，世俗主義與伊斯蘭勢力之間達成了妥協。從輿論方面來說，以往的軍人干政大多是獲得了土耳其民眾的支持，甚至在軍方遲遲不付諸行動的時候，土民眾還通過輿論來要求軍隊的干預。但現在情況已經是今非昔比了，即使是警惕伊斯蘭復興的世俗主義者也不愿意看到軍隊出面干預政治這種不民主現象的發生，土耳其人已經形成一個新的共識，即需要常規的文官體制來承擔起捍衛民主與世俗主義的重任，而不再是讓軍隊來干預內政。
20世紀60年代，美國政治學家塞謬爾?亨廷頓曾對政治現代化問題進行過精辟論述，他提出過一個著名觀點：現代性帶來穩定，而現代化帶來不穩定。二戰后，土耳其迅速地從威權主義政體過渡到多黨民主制，政治民主化的實行擴大了政治參與，但也使土耳其社會形成了碎片化的政治集團，各政黨為了自身利益而置民族、國家利益于不顧，社會隨之陷入分裂與沖突的泥淖，政治穩定不復存在。在此情況下，軍方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并以危機管理者的身份多次干預了文官政治的發展進程。
?。ㄗ髡呦当本┐髮W歷史學系副教授，文章系作者授權澎湃發表，有刪節）